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美国里根时期的司法部长埃德温(Edwin Meese III)说道：在我们的法律体制下只有法律适用者忠诚地解释宪法，宪法才能实现其承诺。审查模式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形态，而且依赖高度发达的自由民主社会。

审查性规范既是违宪审查的宪法形象，也是视宪法为规则的结果。[20] 9.5 U.S.(1 Cranch)137(1803). [21] See William H.Rehnquist, The notion of a living constitution ,Published originally in 54 Tex.L.Rev.693(1976). [22] [美]德沃金：《法律的帝国》，李常青、徐宗英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317-330页，第225页。解释主义时代不再延续立法者、法律和解释者三位一体，而是出现了分离。[14]这一研究虽然在立法解释宪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区别了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论述了立法之于宪法的任务，总结了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界定宪法含义的实例，但在总体上尚属于描述性的，而非评价性的，既未抽象出规范性命题，亦未概括出立法解释宪法的具体方式。美国主流理论将宪法实施等同于守护宪法，认为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负责界定自由的范围，明确个人自由和政府之间的边界。

[34]刘少奇反复指明我国宪法的性质：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46]通过对系统间社会宪治的刑法识别，作为结构耦合的基本权利构建最终回馈保障个体自由的刑法任务。

不过，立法与司法分立本身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系统吸纳外部环境复杂性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在这种分立之下，教义学又成为弥补立法漏洞，增强司法规制社会诸领域能力的系统内部再次区分。在制度设计上，刑事司法与宪法实施的功能也不一致。过度质疑和否定法定犯的扩张，反而不利于个人自由的实现。注释: [1]尤以近来张翔教授与劳东燕教授发表的有关刑法教义学与宪法理论关系问题的论著为代表。

[20]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页。See Philip Selznick,Sociology and Natural law，Nat. LF, Vol 6, No.1(1961), p.107.这里的法理秩序与系统理论下的社会宪法秩序在思路上类似。

在这种系统运作模式中，系统的符码与纲要(code and program)成为关键。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无法代替金融监管机构对经济支付活动活动展开的直接监管(自我限制)，刑法无法直接规制经济系统的风险。虽然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但正是由于社会理论思考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思考现代社会演化根基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规范(法律、道德、伦理[47]等)问题具有启发。

但是，由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演化时间不长，刑法对社会构建意义上新兴基本权利的识别必须格外谨慎。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宪法是抑制系统自我膨胀的外部机制。面对金融危机，传统宪制下的刑法体系在事前防范与事后追责中都尽显尴尬。

例如在经济领域，刑法应坚守限缩解释，尊重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机构原则。

这种保护确实被认为是普遍道德真理或善（generalized moral rightness or goodness ）。[36]这意味着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的转型须正视我国的宪法历史，减少对违宪审查的理论依赖，挖掘本土宪法资源，塑造宪法价值。

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之外，彼时的宪法被认为是政治准则，即使在今天，宪法依然被视为首先是对立法机关发布的命令。在美国，虽然对于立法机关界定自由存有争论，但是法院明确宣称，国会在创制权利方面享有优先权，这里的创制即为国会依据宪法第五条界定权利的内容。二是对国外宪法理论的生吞活剥。立基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分析方法将宪法作为既定有效的政治事实，结合宪法的政治程序特征，在探究宪法规范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宪法实施的空间。[23]宪典是政治家所不能忽略的，其共相构成宪德。它四面临风，我们敢冒这个险吗？[6]因之，无论在欧洲大陆的德国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自然法思维都已在学说和司法中式微，而转向了实证主义，但此时的实证主义已非彼时的纯粹法学时期，而是通过主体客体并存的阐释模式界定法律的含义。

只有将宪法和宪法法区别开来，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宪法概念，即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在解释的时代里，立法机关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塑造宪法价值。

戴雪在《英宪精义》中专辟宪法与宪典一章，用以区分二者。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

一般意义上，实施包含救济、执行，广义的实施尚包括界定、形成、限制和保护。[33] 严复：《宪法大义》，载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国会创设权利既不能超越自身界限，也不得侵犯法院的权力。二、意义的形成 在仇恨和怀疑的心理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将实施作为法院的特权，法院垄断了宪法实施，成为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我国宪法教科书在区别宪法和法律之时，主流观点认为宪法最高法，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他与布鲁斯.阿克曼和桑斯坦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假定特定时期（given time）的人民只要认为合适就保留修宪的特权，前者认为宪法授权当代(contemporary)慎议民主而非限制它。

这既取决于如何理解实施，也依赖不同理论的观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宪法是人民民主的宪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

五四宪法实现了人民民主主义的宪法化，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认识将宪法限定为审查规范，其目的在于实现对下位法的约束与审查，它远离实体法，更像是高悬在诸部门法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高高在上、不得违反的圣经。

解释时代是一个对话过程，解释者依循前理解，通过与法律文字的结合，创造性地释放法律的含义。此外，在关于谁有权威决定宪法含义的问题上，美国尚有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观点，认为秉承三权分立，所有国家机关都有宪法上界定宪法含义的权力。

摘要: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33]毛泽东和刘少奇多次强调五四宪法的人民民主主义本质，这一本质依然为现行宪法所保有。[3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0 页。在自然法时期，人们对法律既无多少知识，也并非真正的信赖，而是通过假定的权威维系对法律的信仰。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非三权分立和司法至上，法治主义需要加强法律的权威而非质疑和弱化，立法机关仍然是基本权利保护的首重。罗宾菲尔德（Jed Rubenfeld）同样将民主再概念化，他反对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对民主的限制，而是认为宪法是运行民主的范例，宪法是加强民主而非限制民主。

[23]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毛泽东说道：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

[28] 共和主义同样反对自由主义的偏狭，以布鲁斯.阿克曼、凯斯.桑斯坦、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等为代表，共和主义宪法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美国宪法的新模式。当联邦司法系统僭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威，当法官用个人偏见与政策代替宪法真实的意思，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就会潜藏危机。